执政的国民党与在野各党及不少民众就两岸服贸协议生效程序的不同理解是触发该激烈抗议事件的争议点所在。

第二，法律作为问题的一般解决规则，难以涵盖现实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法治内在的力量源于其规则体现公平正义，法治形式的力量则是基于其规则的公开透明。

法律纠纷解决中应当充分发挥调解的作用，尽可能引导和允许纠纷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解决纠纷，减少和避免法律僵化性产生的问题。第一，法律通常是对现有社会规则的确认，具有滞后性。法治是解决普遍性问题的有效方式，但法律适用是具体到每个人每件事。法治国家的标准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二是在规范调整方面，法要能决定国家大多数事务，而不是少数甚至个别事务。

有法谚说，法律一制定出来就过时了。因此，在强调法治保障作用的同时，要加强对经济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发挥法律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之后，法官被称为推事、法曹。

1950年11月3日发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加强人民司法工作的指示》明文称：人民的司法工作如同人民军队和人民警察一样，是人民政权的重要工具之一。英文法官judge一词来源于对事物的判断和裁判。这种说法并没有充分的依据。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2009-2013）》提出：完善法官及其辅助人员分类管理的制度。

1979年颁布的人民法院组织法恢复使用审判员一词。进入专题： 法官 法治 。

当时，政局动荡，司法机构不完善，法官不得不面对有名无实的尴尬。从1967年开始，审判权由军官人员所控制的公安部门行使，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章太炎将法官称为法吏：人人得诉于法吏，法吏逮而治之。战后苏联百废俱兴，司法程序的发展也已经比较稳定，没有受到那么多的政治运动冲击。

可是，后来一段时间，这个称呼又变成了法院干警。1952年进行的司法改革运动对旧的司法制度进行清理，并对宽容旧司法人员的做法进行了批判，将他们调离审判岗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提出：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涉。传统中国社会把掌握裁判权的法官当成父母官，而没有看做是一种法律职业。

唐代州一级掌管刑法的官名为司法参军，县一级掌管狱讼的官名为司法。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改革五年纲要》提出：对法官配备法官助理和取消助理审判员工作进行试点。

虽然法院干警也完全可以理解成为法官、司法警察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总称，但随着法治文明的发展，称呼的变化还是应该充分体现司法理念的成熟和法官的职业自信。曾经留苏学习法律的江平先生在其回忆录中认为苏联法庭很尊重法官的独立性，至少从程序上来说，我觉得当时苏联的司法还是比较公正的。

法官成为大盖帽中的一员，法官的着装具有强烈的军事化色彩。1994年颁布的法官法正式使用法官称号，该法第2条规定法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并分为大法官、高级法官、中级法官和初级法官四等十二级。中文法官，则与以官法治之、以官法定之的官本位文化内在关联。但就法院来说，随着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推进，对法院干警这个称呼进行正名的呼声越来越高，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这个称呼应运而生，它包括具有审判职务的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以及司法警察、书记员等，应该说概括得是较为准确的。因此，笔者认为，还是用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这个称呼更合适一些。在大跃进期间，出现公检法机关一长代三长、一员顶三员、形成一个拳头的做法。

1949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第五款指出：司法机关应当经常加以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司法审判工作、公安工作一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

政法机关的工作人员被称呼为政法干警。有学者认为法官军警化是受苏联模式的影响。

吾国司法前途，黑暗与光明，亦惟以三者决之而已。由于习惯原因，法院工作人员通常被称为法院干警。

如何称呼法官并不是一个小问题，它反映了社会对司法功能、司法规律的认识，也折射出法治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关系到对法官职业身份的保障和法官的职业荣誉感。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依法律受刑罚宣告，或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在党委政法委的文件中，法官与检察官、警察一道统称为政法干警这当然是可以的。法官是受过专门的法律教育、取得任职资格、担任审判职务的法律职业者，是司法活动的主导者，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

法官称谓的变化体现了法治思想、司法制度、司法文化的发展变迁。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坚持人民司法路线，法院干部大都由根据地或边区政府干部兼任

只有将法治坚持到底，才能形成不愿腐、不敢腐的治理新格局。窝案倒逼立体化反腐新思维 腐败窝案并非一时一地之现象，也非茂名特色，而是在中国官员执政伦理衰落而法治体系不健全的过渡期内摩擦挤压出的一种特定现象。

虎啸固然可怕，蝇嗡更加扰民，而且层层滋养虎威，不以法治平等利剑斩断虎蝇联盟，则虎患不绝，蝇灾遍地。这是实实在在的窝案，暴露出中国官场私人化、商品化、黑恶化等诸多恶疾，以及法治反腐的高难氛围。

辩诉交易说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可过于高举轻放，否则腐败成本过低，法治权威尽失。凡此种种策略性、政治性考量，使得法治反腐内含的平等价值遭到挫伤，使得有处分者心有不甘，无处分者不思悔改，反腐虽收短效，却无法形成长效机制和法治威慑力。第二，中央巡视组主动要求复查，定性2012年处理方案欠妥。茂名的复查目前来看也只是例外，大多数腐败案件仍然依照退赃豁免、高举轻放式的功利主义反腐思路在操作，但这不应该成为走向法治的中国长久坚持的反腐模式。

第二，消极腐败说，认为官场晋升规则早已恶化，有能力者为求进步也不得不被逼良为娼，情有可原。冯不过是茂名腐败窝案中因高举轻放而漏网的160多人之一。

自首立功只是从轻减轻情节，不能轻易否定本罪。窝案折射出两点危机征兆：第一，地方性政治体系内部的制约监督机制可能遭遇整体失效，党政主要领导的个人意志和官场作风塑造了一种不同于正统政治伦理和民主法治新原则的恶劣规则体系。

该惯例实际上有着特定的背景、基础甚至合理性：第一，辩诉交易说，基于腐败盘根错节的特点，鼓励退赃自首有利于尽快掌握更多线索，扩展反腐成果，相当于双赢的辩诉交易。为此，我们需要树立立体化反腐新思维，引入新制度和新力量，避免纪委单线作战，捉襟见肘：第一，中央强势推动现代反腐若干支架性制度的普遍建立，比如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这不能再以时机不成熟或者没完没了的地方试验作为拖延理由，而是反腐政治决断的问题。